中美应共同管控“修昔底德陷阱”

2016-09-23

（本文作者：朱锋，江苏省对外友好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由于权力政治仍是当今国际关系的本质，大国崛起的进程会带来现有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影响利益分配，从而引起现有主导大国的排挤、制衡，因此“修昔底德陷阱”是难以回避的。然而，如今的权力政治受到许多社会性因素制约，不再单凭硬实力说话，这使控制“陷阱”的负面影响成为可能。就管控“修昔底德陷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言，中美需要共同维护发展国际秩序、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并警惕“第三方因素”带来的干扰。

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永恒主题。古往今来，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体系中权力的再分配，往往引起焦虑、不安，甚至恐惧。这些情绪、观念和心理上的反应会直接转变成对立的外交、政治和军事行为，当冲突难以控制时，常常使得大国走向冲突甚至爆发全面战争。不管我们如何反对和警惕，世界政治并不能免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困扰。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修昔底德陷阱”尽管不可避免，但可以控制，未来大国间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并非不可遏制。

“陷阱”是世界政治“常态”

迄今为止，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得到检验的“去修昔底德陷阱”的学说并没有真正产生。国家间因为实力变更一定会导致基于能力、意图、行为判断的变化，而出现安全认知、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上的紧张对立。“安全困境”深化的现象是必然的。

究其原因，“权力政治”从修昔底德时代至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本质。国际体系中大国崛起犹如潮汐涨落一般生生不息，特定国际体系中原有的权力对比和国家间的强弱关系，一定会被特定的大国崛起进程所打破。

即便一个后起的大国无意挑战主导大国，但崛起大国的一举一动仍会被主导大国视为“挑战者”的作为。竞争性的国内政治结构和过程、民族主义因素以及利益集团的作用，同样会持续恶化因国际权力变更而带来的国内反应，从而助长国家间的冲突。

近代以来，造成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的最本质的力量，是工业化进程。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的崛起一度成就了大英帝国的全球霸主地位。随后，德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相继因为工业化迅速崛起。美国在19世纪末就开始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化国家，这也成就了美国在介入二战之后依靠其工业制造、科技研发创新等，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国。20世纪成了“美国世纪”，其霸主地位一直延续到21世纪。自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工业化进程进步最大、对改变国际体系内权力再分配影响最大的国家。

一个崛起的中国并不必然赢得世界的鲜花、鼓励和掌声，反而得到的是“羡慕嫉妒恨”，遭遇到西方主流话语的打压以及在军事和战略上不断加深的防范。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本来是中国在自己合法拥有的南沙岛礁上合情合理与合法的维权活动，但在美、日等国眼中，是中国在进行海洋军事存在的扩张。台湾问题上，美国一定会保持对“台独”势力的同情；原本相对单纯的南海主权争议，会演变成为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的战场。这一现实长期内无法改变。

不管国际关系的时代要素和时代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竞争时，导致竞争过程中国家利益分配的决定性要素仍然是权力，而并非国际规则、道义，或者国际制度。国际规则、道义和制度可以缓和、调节，以及一定程度上规范国家之间的利益和权力竞争，但大国之间的国际竞争，说到底，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权力竞争、甚至权力争斗。

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罗伯特·吉尔平为此曾说过一句名言，“假如修昔底德有一天从坟墓中醒来，他对今天的世界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修昔底德看到的，依然是一个“争权夺利”的世界。

“膀大腰圆”还要“举止优雅”

国家间的利益竞争，说到底就是权力竞争。但21世纪，仍然有诸多因素对“修昔底德陷阱”效应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修昔底德陷阱”对“主导大国”和“崛起大国”的作用往往是非对称性的。“崛起大国”作为国际体系中权力、财富和利益结构中的“后来者”，将更多地因为“安全困境”的深化而处于“受排斥”和“被修理”的地位。“主导大国”担心自身地位不保，敏感于霸权地位遭到侵蚀，限制、甚至制衡“崛起大国”是其基本的战略需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2002年之后就说得很清楚，美国要防止世界上出现一个和它在实力地位上“平起平坐”的大国。而今天，世界都不再怀疑，如果有这样一个“有潜力”能够和美国一样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一定是中国。奥巴马政府2011年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美国全球安全与军事态势，牢牢锁定中国作为最优先需要防范和制衡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修昔底德陷阱”效应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作为主导大国，如何避免在崛起大国的成长历程中滥用权力，防止自身心胸狭窄地做出过度反应，是考验“修昔底德陷阱”效应能否少一点、慢一点、轻一点“骚扰世界”的首要因素。

与此同时，崛起大国因为自己的权力地位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尊重和影响力。要求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公正，无一例外是崛起大国的外交口号。而主导大国则常常把这种“公正要求”理解为让自己缩小实力范围、减少对盟国的安全承诺。所以彼此的相互猜忌、防范和制约常常会不断加剧。这两类国家的关系是国际关系中典型的“结构性”关系——这一对大国之间的关系，是由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它们之间的互动，最有可能打破原有的世界权力结构，也最有能力产生和发挥重建世界权力结构的“体系性效应”。

然而，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中决定国家利益追求和权力比较的关键因素，并不仅仅只有“权力结构”，同时还存在一个“社会结构”。“权力结构”决定了国家间的“力量分配”，而“社会结构”决定了国家间的“认同分配”。当下，环境、生态、反恐等全球议题的存在，以及交通便利和网络信息传送的数字化和瞬间化，已经让世界成为一个彼此不能分离的命运共同体，国家间的大规模社会性联系与交往、经济和生态命运的相互依存大大扩展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对于主导大国和崛起大国关系的社会性制约因素也在不断加深。21世纪的世界，中美关系同样也是一种社会性的竞争关系，要获得更多国际社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大国需要承担社会性的国际责任，并不必然以同盟关系“划线”。例如，美国尽管拥有权力优势，但今天同样难以对中东乱局有所作为。中美关系作为世界经济的第一和第二大国，竞争与合作这两个面都不可或缺。即便南海风高浪急，但奥巴马总统莅临杭州G20峰会、坚持中国是美国解决全球问题的合作伙伴的政策方针恐怕难以轻易改变。

总之，在21世纪，关系到“修昔底德陷阱”是否会引发大国全面对抗的因素已经前所未有地复杂化。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艾利森教授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分析具有警示作用，但并非是解释21世纪中美关系以及“陷阱”难以避免的历史逻辑。美国如何避免误读中国发展的战略信息，防止自己继续以“救世主式”方式滥用权力，对未来中美关系、亚太格局以及世界和平至关重要；而中国如何在和美国的合作与竞争中，不过度信奉和回应各种“美国阴谋论”，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挑战。

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已经不再简单等同于一个国家究竟如何“膀大腰圆”，更包括一个国家在变得“身强体壮”的同时，是否举止优雅、思维深邃且魅力十足。今天，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权力竞争，必须让权力资源充分具有“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这三大要素。具体到外交和安全实践来说，就是在具有综合的经济、科技、军事等竞争优势的同时，强化让其他国家乐意接近与合作的感召力、说服力，以及本身可以管控各种战略风险、让自己的能力得以持续增长的战略运作力。因此，崛起大国自身实力成长进程中的不断学习和走向成熟，同样可以很好地抑制“修昔底德陷阱”。

避免冲突需做到三点

“修昔底德陷阱”在21世纪尽管依然存在，但大国军事冲突未必是其必然结果。控制好“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

首先，中美两国需要承担共同的责任，维护和发展好国际秩序，让两国社会、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在这一秩序中能够获得发展、安全及尊严。

历史上大国冲突往往起因于对于国际秩序的不同理解和对国际秩序的冲突性挑战。国际秩序本质上是由大国间的权力分配所决定的。在特定的权力分配结构上形成了国际秩序，以及维护秩序稳定运营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而这些同时也是体系内特定的利益分配和财富分配的关键。因此，秩序、权力和财富在国际体系中常常是“三位一体”的。权力对比的明显变化，往往伴随着对财富和利益的再分配要求，国际体系因此受到冲击，国际秩序的现状就有可能被打破。主导大国想要维护国际秩序的现状，崛起大国则希望“重新定义”秩序及其背后的规则和制度。这一定会涉及利益、财富、心态、观念等诸多因素之间的较量。这些较量如果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难以调和，冲突就会发生。当外交和政治的解决方式难以奏效，军事冲突或许就会接踵而至。

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判断是客观、准确和明晰的。我们认为我们是当今国际秩序的“受益者、贡献者和建设者”。中国没有实力、没有愿望挑战现今的国际秩序，更无意于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但中国自身的发展，必然为国际秩序的演进和革新注入活力。美国对于这样一个进程，不应该排斥和阻拦，更不应该动不动就给中国扣上想要改变国际秩序的“现状颠覆者”的帽子。2016年7月12日海牙仲裁庭对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明显“越权”“滥权”，对中国完全不公正。未来美国继续强推仲裁裁决，对南海局势的稳定只会适得其反。南海主权争议事实上就是一个生动实例，美国和西方国家应该有勇气在帮助南海争议逐步平息的进程中发展和革新联合国海洋法规则。中美两国应该展示相同的勇气和责任，革新现有国际经济和金融规则，与国际社会共同助推世界经济新的增长。

其次，中美两国需要减少和克制外交关系中的“自我中心主义”。中美两国存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以及地缘环境等诸多方面的显著差异，但两国又都是不乏“优越感”的国家。如何在两国关系中减少误判和误解，很大程度上需要两国都能切实地走出话语体系和思维习惯背后的“自我中心主义”。这对两国减少战略互疑以及培植信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为了维护21世纪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中美两国是两个彼此都无法分离的大国。

第三，有效地管控和减低“第三方因素”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干扰和冲击，是两国能否在诸多地区热点问题上减少竞争和对立、实现机会和利益双赢的战略保障。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美国的传统权力优势。然而，由于东亚历史的特殊性，诸多领土争议难以解决，历史问题已经困扰着地区安全与合作。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邻国众多的国家来说，在历史和现实上维护主权权益和周边稳定，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严峻挑战。如果美国总是以“同盟责任”和“地区安全义务”的视角出发在领土争议中“拉偏架”，甚至利用领土争议，怂恿中国的某些邻国扩充军备、改变战后体制，为自己打造更强有力的帮手，中美关系则存在被拖进一场两国其实都不愿意进行的军事冲突的高昂风险。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近5年之后，北京和华盛顿需要重建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繁荣的共识和切实可行的政策路径，高度警觉和坚决防止亚太区域政治出现新的“阵营化”分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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