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安全观的依据、来源及实施路径探析

2016-01-13

作者：杨光海，扬子江国际论坛高级研究员、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习主席提出的“亚洲安全观”标志着中国安全理念的最新发展，对于解决我国和亚洲当前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本文从现实依据、思想来源和实施路径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亚洲安全观是针对传统安全观在解决安全问题时的不足而提出的，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反映了亚洲各国对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的共同向往。它是中国传统“和”文化在现时代的延伸，也与国际法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高度契合。但它的落实目前还面临诸多困难，只有综合利用舆论宣传、政经互动等手段，同时积极推动热点问题妥善解决，才能为亚洲安全观的发扬光大创造条件。

 

2014年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呼吁亚洲国家摒弃传统安全思维，努力营造新型安全关系，提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与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①]按照习主席的解释，亚洲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是“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综合安全”就是要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安全”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安全”就是要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②]亚洲安全观的提出不仅是中国践行和平发展战略的进一步体现，也是解决周边安全问题的现实需要，更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所以引起了与会各方的强烈共鸣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那么，亚洲安全观的现实依据和思想来源是什么？落实亚洲安全观目前有哪些困难？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些困难以推进亚洲安全观的发扬光大呢？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期为全面理解这一新的安全倡议提供启示。

一、亚洲安全观的现实依据

（一）现实困境：现实主义安全观在解决新时代安全问题时的乏力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理论之一，其传统源远流长、影响广泛。现实主义认为，自我保存是国家利益的核心，是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自助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最可靠的行为方式；国际政治的本质是争取权力与安全的斗争；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物质权力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根本和最有效保障。[③]这些观点反映了传统的国际政治现实，对各国制定对外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现实主义仅从狭隘的军事安全角度看待安全问题，所关注的只是战争和战争威胁以及国家之间军事实力的对比，而把非国家的社会单元（如个人、国内团体、国际社会等）和非军事因素（如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等）排除在外。[④]这使其长于解释对抗和冲突而弱于解释协调与合作，尤其是忽视了相互依赖条件下国际安全态势的新变化。这种安全观指导下的安全政策在解决新时代的安全问题时显得越来越乏力。

当今的亚洲正面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同时凸显的挑战。在传统安全方面，部分国家的领土主权争端长期存在并有不断升温之势，加上历史留下的隔阂，许多国家之间的信任赤字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日本等国对中国采取的敌视、遏制有增无减。周边中小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与防范也有所加剧，它们利用美国重返亚太之机，加强对中国的制衡。非传统安全方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猖獗，不仅使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而且还呈现出跨境扩散、不断蔓延的特点。

面对这样的安全形势，一些国家却仍然固守传统安全思维上，不仅拒绝对话与协商，还采取加剧紧张的举措，从而激起新的对抗，阻碍了安全合作的开展。比如，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顽固坚持“三不”政策，企图以国有化形式改变钓鱼岛争端现状。这不但使中日关系跌入冰点，而且对双方的经济合作也造成了冲击。又如，在南海问题上，个别国家采取以邻为壑的做法，不仅拒绝同中国合作寻求解决方式，还大力增加军备，拉拢区外大国介入，不仅破坏了南海地区的稳定，也破坏了合作共赢的氛围。

正是因为固守传统安全思维使亚洲国家无法走出安全困境，所以亚洲地区急需冲破传统安全观念的束缚，以新的安全观念推进亚洲安全问题的解决，打造新的亚洲安全秩序。

（二）时代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

自冷战结束以来，“发展”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各国对发展经济越来越重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深入分析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就做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战略判断，指出当今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⑤]这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随着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进一步加强，国与国之间不仅在经济领域越来越相互依赖，在安全领域也越来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这使得各国越来越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谋求共同安全。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天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安全合作正在迎难而上，各种合作机制更加活跃，地区安全合作进程正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⑥]因此，合作不仅是亚洲国家的主动选择，更是各国发展的现实需要。亚洲安全观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提出的，是符合亚洲各国共同利益的，也是应对当今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亚洲安全形势所迫切需要的。

（三）舆论基础：亚洲各国人民对于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向往

亚洲各国基本上都遭受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对战争灾难有切肤之痛。独立后，亚洲又成为美苏两极对抗的前沿。冷战时期虽然没有爆发全球性战争，但局部冲突延绵不断，整个世界也被笼罩在核战争和军备竞赛的阴影下。冷战结束后，亚洲各国才真正看到了和平与发展的希望，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遇，追求和平安全的地区环境以确保经济发展，成为亚洲人民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冷战后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亚洲人民并未选择战争的方式，而是谋求通过合作和协商对话来化解矛盾的原因所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香山论坛等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的相继建立，就是这一意愿的直接反映。

二、亚洲安全观的思想来源

（一）文化渊源：中国“和为贵”的历史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以“和”为根本，“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要素。“和”作为一种价值观，表示的是和谐、和睦、和平的状态；作为一种方法，表示的是使各种因素和谐互补、和睦共存的手段。只有如此，才能使不同的个体有机结合、相互平衡，使世界万物有序排列，使社会成员各得其所，最终达到“和”的状态，即形成共生共存、相辅相成的大同世界。因此，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追求以“和”为贵。

“和为贵”的思想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化成了“协和万邦”的外交理念。《尚书·尧典》中记载：“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是一种追求“天下”秩序和谐一体的思想，即在国家强大之时，不倚强凌弱，不蛮横称霸，而是在道德的指引下，通过王道而非霸道的手段来维护国内各民族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述思想对历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如汉唐时期中国国力强盛，但不曾对外侵略，而是注重通过“丝绸之路”拓展和平交往、互利往来的渠道；明朝和清朝前期中国国力足以对外殖民，但始终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即使郑和舰队七下西洋，也只是为了宣扬“天恩浩荡”，毫无殖民扩张的意图。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在对世界各种文明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指出：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从来没有对其疆域以外表示过帝国主义野心，传统上就是一个大而不霸的国家。

“和为贵”的思想在处理安全问题时化成了“备战但慎战”、“以防御为基本”、“出兵要正义”等战争观。如中国兵家思想强调：“慎谋者得国”[⑦]；“穷兵者亡”，“兵者，非君子之器”；[⑧]“兵苟义，攻伐皆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等。[⑩]

总之，中国“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在安全上是以注重和平、追求正义、防御为先、和谐共生为基本特征的，这与当今中国倡导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以将其视为这种新安全观的思想源头。

（二）理论来源：从亚太版的合作安全观到亚洲安全观

冷战结束后，新的安全观念层出不穷。继1990年加拿大外长乔·克拉克最早提出“亚太合作安全观”后，澳大利亚、东盟、日本和中国等国的政府和学界纷纷进行研究探讨，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亚太合作安全理念。关于这一安全观的具体内涵，尽管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同意见，但在总体思路上是基本一致的，都主张应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个方面，应摒弃冷战思维，加强协商对话，鼓励多渠道来交流，培养合作习惯，建立相互信任，实现相互安全。[11]亚太版的合作安全观把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新安全理念融为一体，为亚洲安全观的提出提供了借鉴。

亚洲安全观所关注的安全领域的综合性、所强调的安全手段的协商性与合作性、所追求的安全目标的共同性与可持续性，都是与亚太合作安全理念相吻合的。不仅如此，亚洲安全观还注重从心理上来“医治”亚洲国家之间的不信任，达成对国家安全新的认识，促进亚洲国家之间的积极互动而不是消极对抗，使国家间关系跳出安全困境的困扰，实现良性发展。就像建构主义所言，“安全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能够让他们彼此建立信任，则它们就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安全共同体的建立创造心理条件。

由此可见，亚洲安全观相对于传统安全观而言，其突破和创新之处在于：一个国家并非一定要通过结盟才能获得安全，也并非一定要具备绝对优势才能获得安全，而是可以通过合作的手段共同塑造安全环境和安全心态，以发展的眼光合作处理安全问题，这样不仅可以使大家都安全，而且可以避免陷入军备竞赛和安全两难。

（三）法理来源：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高度契合

《联合国宪章》在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对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中，《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七项原则处于核心地位，包括：会员国主权平等、善意履行宪章义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禁止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集体协助、确保非会员国遵守宪章原则和不干涉内政。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简称《国际法原则宣言》），又以新的措辞进一步明确了这些原则，即：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各国依照宪章彼此合作、各民族权利平等与自决、各国主权平等、善意履行宪章义务。

亚洲安全观的内涵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精神完全一致。如“合作安全”强调以协商、合作的方式解决争端，以合作共谋安全，正是“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各国依照宪章彼此合作”、“善意旅行宪章义务”等原则的具体体现；“共同安全”强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享有同等安全的权利，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破坏他人的安全，这充分体现了“各国主权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各民族权利平等”的原则精神。

亚洲安全观也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是新中国在建国之初提出的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早就得到了不同类型国家的普遍认同。亚洲安全观强调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不仅体现了上述国际法基本原则，也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

三、落实亚洲安全观面临的困难和障碍

亚洲安全观虽然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和深厚的思想渊源，但要将其付诸实施并发扬光大，从目前看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和障碍。

（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亚洲安全观的歪曲和诋毁

亚洲安全观并非要排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而是欢迎美国在该地区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亚洲安全观提出后，美国一些学者便开始对其进行恶意解读，认为中国此倡议具有排他性，力图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或是把美国赶出亚洲，为中国主导地区秩序奠定基础。例如，有美国学者称：中国长期追求一种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多边机制，……最近，由北京主办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仍然没有把美国包括进去。[12]其实，美国一直以来就对中国的新安全观带有偏见，早在2008年，就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新安全观“与其外交手腕一道，对美国的决策者构成了独一无二且不易察觉的挑战。”[13]西方媒体对亚洲安全观也多进行负面报道。2014年亚信上海峰会结束后，西方舆论断章取义，刻意曲解习主席在峰会上提出的“亚洲的事务终究要靠亚洲人自己解决，亚洲的安全要用亚洲智慧来处理”的含义，把它贴上中国版的“门罗主义”标签加以歪曲。[14]

亚洲安全观本是以协商、合作的方式来谋求共同和可持续安全的新型安全观，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眼里却成了中国拉拢周边国家排挤对手的一种手段。西方的这种诋毁是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歪曲，其本质是否定亚洲安全观的思想内涵与法理基础，弱化亚洲国家对亚洲安全观的认同。

（二）传统安全观对亚洲各国对外政策的制约

中国一直秉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防御性安全战略。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立即向世界庄严宣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中国的对外战略从服务于革命外交转向服务于经济建设与和平发展。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积极以新安全观为指导推动世界安全秩序的构建，营造睦邻友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努力建设和谐世界。亚洲安全观的提出则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向亚洲邻国和整个世界做出的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而非武力称霸道路的庄严宣告和承诺。

但是，仍有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抱有疑虑心理，甚至企图通过强化联盟、炒作热点问题等方式牵制中国的崛起。中国的部分亚洲邻国也借机充当某些大国的马前卒，大力增加军备，利用与中国的海上领土纠纷，频频做出破坏和平友好氛围的举动，导致争端不断升温。还有个别国家不愿正视侵略历史，回避侵略责任，甚至美化侵略历史。这些都是传统安全思维的典型表现，与当今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及相互依赖特征背道而驰。在各国彼此依赖度不断加深的当今世界，固守这样的安全思维不仅不会给自身带来好处，反而会加剧与别国的矛盾和对立，并严重影响经济合作，使很多需要共同应对的安全问题被束之高阁，更谈不上相互合作、共同安全了。其结果必然是各国不仅不能得到安全，反而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安全形势。

（三）海上领土争端升温对亚洲安全观的影响

领土领海争端是国际关系中的常见现象，只要妥善处理，就不会成为国家间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障碍。但是最近几年来，个别与中国存在海上领土争端的国家置中国长期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于不顾，不断采取激化争端的做法，严重恶化了地区安全环境，削弱了国际互信的基础。例如，由于南海领土争端的升温，东盟秘书处在2013年初发布的《2013年东盟安全展望》中加入了“南海争议已成为地区安全重大威胁”的表述，强调要“重点推动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准则”。[15]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一直坚持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协商制定。但东盟将南海争议视为“地区重大安全威胁”，急于签订南海行为准则并以此制约中国，明显是对中国不信任的表现。虽然东盟的官方文件中找不到中国威胁论的措辞，但从以上表述看，在东盟眼里，中国并非是可以完全信赖的伙伴。南海争端的不断升温，不仅会增加某些东盟国家的对华疑虑，而且会使它们在亚洲合作安全机制建设上有所保留，甚至可能出现表面上积极响应而行动上难以落实的现象。

（四）亚洲各国民族主义上扬对亚洲安全观的掣肘

亚洲各国都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都高度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主权意识尤其强烈。由于历史原因，东亚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隔阂，加上经济增长导致民族自信心增强，以及个别国家不愿意端正历史认识，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开始上扬，甚至还夹杂着民粹主义的成分。钓鱼岛争端导致的中日国内民族情绪的对立、中越船只海上冲撞事件导致的越南反华浪潮等都是民族主义激进化的表现。而越南、菲律宾等国政府在处理这些事件时，不仅不控制国内的民族主义，反而对其煽动利用，进一步助长了民族主义的膨胀。

亚洲安全观在推动建设亚洲新型安全秩序的过程中，必然要以相应的安全机制建设为基础，而这必然要求相关国家采取自我克制与适度妥协的方式。然而，由于对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极度珍视，亚洲各国对机制建设仍存有戒心，尤其是对任何旨在削弱本国主权的合作机制产生本能的抵触。不仅如此，若各国的民族主义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各国政府将会不断被民族主义所裹挟，在处理争端或是进行机制建设时，即使想保持自我克制与适度妥协，也将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亚洲国家的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等也很不相同，它们对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需要，加上现实的各种矛盾与隔阂，必然会使相关安全机制的建设和发展面临更大的障碍。

四、解决困难和障碍的几点思考

（一）努力推动亚洲安全观的宣传推广和实践

亚洲安全观是不同于传统安全观的新型安全观，其“新”表现在认为处理国家间关系不能仅仅依靠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而且还要改变观念。只有从观念上改变了“人人自危的心理”，形成维护共同安全的共识与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理念，才能够为解决安全困境找到新的出路。所以，要推动亚洲安全观的落实，首先是要观念先行，要利用各种机会和平台宣传推广亚洲安全观，推动各国安全观的更新，增进各国对安全问题的共识，增强落实亚洲安全观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同时还要以热点问题的妥善处理带动亚洲安全观的逐步落实。亚洲安全观要得到认同，关键是看其在实践过程中效果如何。就当前的各种争端而言，要努力将亚洲安全观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理念发展成为争端各方的安全共识，在此基础上推动争端的妥善解决。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坚定不移地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积极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与重建。这些都表明了中国一直在践行亚洲安全观，对管控地区冲突、阻止对抗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针对南海问题，中国政府最近提出了“双轨解决”思路，即南海的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共同维护，南海领土及海域划界争端由有关争议方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这种共同维护南海稳定、协商解决争端的主张正是亚洲安全观的具体体现。今后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过程中，也要积极贯彻落实亚洲安全观，谋求共同安全，保持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外，在南海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也要以亚洲安全观为指导，积极增进共识，开拓在打击海盗和海上犯罪、保护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维护航线及航道安全方面的合作领域，深化和细化合作项目，树立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的典范。

（二）促进国际合作由经济领域向安全领域扩展

经济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参与方在政治、安全上加强合作。但在今天的东亚，经济合作的效应并没有外溢到安全领域，相反还出现了二者分离的迹象。例如，一些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加强合作，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在安全上却迎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进行防范和牵制，在领土争端上采取对抗政策，由此出现了“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不正常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应以亚洲安全观为指导，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努力促使合作从经济领域向安全领域扩展，并争取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突破。比如，东盟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若要尽早达成，就需要中国和东盟建立更高层次的政治互信，以排除局部争议的干扰。中国与东盟可以以此为契机推进双方的政治互信，为安全合作打下基础。另外，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区域经济合作倡议，虽然能使周边各国享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但也需要与有关各国在政治、安全上进行良性互动。反过来，这也给中国与周边国家推进安全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三）加强安全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合作，营造良好关系氛围

    加强安全对话和交流，是增信释疑、防误解和误判，化解安全困境的必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十分重视经济合作的作用，但需要看到，安全领域的相互疑虑很大程度上需要安全上的沟通和接触来弥合。加快推动本地区国家间的多边安全对话，一方面可以强化彼此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协同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相互间的安全互信。针对南海问题，应首先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全面落实，同时稳步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磋商谈判。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打消东盟国家的对华疑虑，使双方的安全合作全面持久地进行下去。

总之，要充分利用舆论宣传的导向作用、热点问题解决的示范作用、经济合作的牵引作用，以及安全互动的润滑作用，来克服亚洲安全观落实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障碍，促使亚洲安全观在实践中逐步地取得成效，在打造亚洲安全新秩序和“命运共同体”上发挥重要作用。